立法會議員 葛珮帆

近日，內地培訓機構「摘星DSE」與香港崇正中學的「借殼辦學」協議引發社會震動。這一操作以提供香港學籍為誘餌，實質疑涉違規，機構更向內地家長收取每年高達19萬元的費用，這竟是香港教育局核准收費標準的五倍之多。更令人憂心的是，不良中介同步鼓吹「無需來港就讀，即可通過自修生身份考取DSE並獲取香港政府資助學位」的移民捷徑，形成一條灰色產業鏈。兩股亂流交織，不僅暴露跨境教育監管的脆弱性，更直接拷問香港教育的公信力根基。當教育淪為商品化工具，香港作為國際教育樞紐的地位正遭遇信任危機。

崇正中學與摘星的合作名為「合辦」，實則遊走於法律邊緣。若屬單純場地租賃，摘星作為內地機構在香港辦學必須註冊，若涉及教學外包與學籍轉移，則觸及香港《教育條例》的監管紅線。實際操作中，摘星以「保錄香港名校」為宣傳噱頭，其微信公眾號高調展示今年288名自修生中285人獲港大、中大、科大錄取的「戰績」。這種將學籍與學位異化為商品的模式，本質是利用內地家長對香港學制的信息差牟取暴利，變相透支香港教育信譽。

監管失焦成跨境教育協作困境

現行DSE自修生制度存在漏洞，要求僅需年滿19歲或曾應考，即可報考，無戶籍、學籍或居住要求。這一寬鬆門檻被中介扭曲為「升學移民」通道。儘管考評局指2025年達到學士學位要求的日校考生人數增加764人（佔比38.5%），未受自修生影響，但家長質疑的焦點在於資源擠佔的長期風險，即若放任「假自修生」激增，本地生升讀頂尖學府的機會可能被稀釋。

監管失焦成為跨境教育協作的制度困境，香港對私立學校與境外機構的合作長期缺乏清晰規範。崇正事件後，教育局僅依據《教育條例》暫停該校部分營辦活動，卻未觸及跨境辦學監管的深層矛盾。「借殼辦學」往往利用「跨境操作、兩地脫管」的盲區。摘星在深圳運營，卻銷售香港學籍套餐，中介通過內地社交平台招生，規避香港法律管轄。香港若無法與內地教育部門、市場監管機構建立即時通報與聯合執法機制，灰色產業將始終在監管縫隙中滋生蔓延。

香港作為國際教育樞紐的核心優勢，在於其五所大學躋身全球百強的學術聲譽與高度國際化的教育環境，但「借殼辦學」亂象正腐蝕這一根基。當香港學籍被明碼標價、DSE公平性遭廣泛質疑，國際社會對香港教育的信任度必然下滑。長此以往，香港對頂尖人才吸引力將減弱，最終動搖其「區域知識創新樞紐」的戰略定位。

絕不能任機構以「賣學位」套利

特區政府正積極擴容國際生源，將資助大學非本地生限額提升至40%。然而，政策初衷是吸引優質人才，而非縱容機構以「賣學位」套利。更嚴峻的是，當資源向商業化項目傾斜，可能擠壓對本地科研與師資的投入。香港近年定位從「學生樞紐」轉向「知識創新樞紐」，強調高校與企業的研發合作，如InnoHK平台引進28所國際實驗室，但若基礎教育監管失序，高端知識生產亦將成無源之水。

為針對上述問題，必須緊急修補監管漏洞，明確私立學校跨境合作的法律邊界。例如限制用途，若出租校舍，嚴禁涉及學籍掛靠，校方須對承租方負連帶責任；課程外包須經教育局審核權責劃分、收費標準與品質評估機制；針對自修生制度，考評局應加強審核學歷證明，對無法證實合法在學身份者拒絕報考。同時，加強打擊「借殼辦學」及巡查高風險私校。

根治亂象亦需內地與香港協同，可透過成立聯合工作組，整合香港與內地相關部門的資源，建立機構黑名單與即時資訊共用機制，並加強源頭打擊虛假宣傳，嚴打標榜「來港保錄DSE」等等廣告，香港同步查處關聯中介。以及設立家長教育節點，在深圳、廣州等需求高地開設諮詢點，普及香港學制與升學政策，破除信息不對稱。

為重塑樞紐競爭力的長效機制，香港須強化知識創新樞紐功能，推動高校與業界深化應用研究，以科研價值吸引真正人才。同時優化國際生結構，在提升非本地生限額同時，通過獎學金與就業引導，吸引STEAM領域高潛力學生。以及建立教育品牌保護機制，對冒用香港院校名義的內地機構發起商標訴訟，維護學術聲譽。

唯有通過制度補漏築牢底線、跨境協作織密監管網絡、以知識創新重塑樞紐價值，香港教育才能從這場信任危機中重生，真正成為培育全球化人才的燈塔。